慘痛的三年零八個月
黎鴻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翌日，日軍亦對香港及東南亞多個地點發動偷襲，迅即奪取了香港的制空權，經過近18日的抵抗，至12月25日英兵向日軍投降，香港於41年聖誕節淪陷，這一天稱為「黑色聖誕」。時下香港人以為二戰日本侵華期間，主要戰場在中國大陸, 對香港影響較少，縱然「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人所共知，但當時香港人究竟有多苦呢？相信沒有很多人感受到吧！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國的侵略進攻，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開展，日軍迅速佔領華北及華東大部分地區。由於中國東部沿海一帶落入日軍的控制範圍，廣東省華南沿岸地區成為了中國從外地輸入物資的重要補給點。日軍為切斷這條補給線，於1938年10月1日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鄰近地區，廣州在10月21日陷落。而部分日軍亦駐守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1937年至1941年期間，英國政府雖然刻意維持香港的中立地位，但香港的華人亦有為祖國對抗日本的戰事出錢或出力，日本當局對此感到不滿，曾多次向香港政府抗議港人的反日行為。 1939年，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亦由德國攻打波蘭揭開序幕，到了1941年10月18日，東條英機出任日本首相，他積極籌備太平洋戰爭，並擬訂攻擊香港的計劃。就在日本海軍偷襲美國太平洋上的珍珠港後數小時，即1941年12月8日香港時間早上8時，由酒井隆中將所指揮的日軍從寶安縣(今深圳市)進攻香港，當時防守香港的英軍由雜牌軍組成，勢孤力弱。日軍一開始便出動空軍轟炸前深水埗軍營及啟德機場，將英軍的5架空軍飛機及8架民航飛機悉數摧毀，取得香港的制空權。英國海軍在港有的10艘驅逐艦，包括泰維仁號、泰勒號及斯雅娜號等，還有十多艘炮艇作突擊用途，但有部分之前倉皇離開，撤往新加坡。 負責防衛九龍及新界的英軍和印軍自林村、沙螺洞、錦田、元朗、青山灣、沿青山公路出荃灣，節節退守。英工兵破壞大埔公路及九廣鐵路，但未能阻慢日軍的前進。日軍於12月12日佔領青衣直撲荔枝角，總部設在九龍塘的英軍岌岌可危，12月13日最後留守九龍的英軍乘驅逐艦撤退到香港島，九龍宣佈淪陷，日軍曾派代表要求英軍投降，遭到港督楊慕琦拒絕。之後數天日軍不斷炮轟及空襲香港島，包括在何文田架設大砲，由廣州飛來日機轟炸多個英軍砲臺、以及通訊和發電設施。日軍多次空襲令香港島主要輸水管受破壞，部分地區沒有食水供應，糧食開始短缺，圍城戰開始。島內煤氣、電力中斷，衛生環境日差，傳染病橫行，日空軍不時轟炸，不少市民死亡。英軍防線接連失守，12月25日英軍莫德庇少將（Major Gen.C. M. Maltby）向港督報告守軍無法抵抗，港督楊慕琦( Sir Mark Aitchison Young )在撤走部份軍政人員後宣佈投降。1941年12月25日，在港督楊慕琦帶領之下，一眾英國殖民地官員渡海親身前往被日軍佔據的半島酒店三樓的日軍總司令部投降。酒井隆隨即暫代香港總督職務，直到磯谷廉介接任為止。此日為聖誕節，因而香港市民稱之為「黑色聖誕」，香港人口中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從此展開。到1942年2月20日，日軍中將磯谷廉介成為了首任日治時期總督，香港正式淪為日本佔領區。 香港總督磯谷廉介，政府總部設於港島中環的香港滙豐總行大廈，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日本人在新的政府(包括民治部、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報導部、管理部及外事部)佔據了多數重要職位，中國人只可以擔當一些中低級位置。但日本為了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這兩個華人組織。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諮詢機構，有委員四名，而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委員二十二名，負責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與英治時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華民代表會或協議會並無法律權力。1942年3月由民治部成立基本的行政區域架構，重新分區和命名，將香港島分成12區，九龍分9區，新界分7區。每個區都設立一個區役所，並指派一個中國人作為所長，管理該區的大小事務、代表該區市民的所需，奠定了香港日後發展分區管治的基礎。當時的香港名稱是「香港占領地」，而很多改的名稱充滿日本色彩，將「道」改為「通」，如「皇后大道」更名為「明治通」，「干諾道中」改為「中住吉通」，「兵頭花園」改成「大正花園」，「跑馬地馬場」改為「青葉峽競馬場」等。各行業都被日本人奪取，很多公司倒閉，港日政府亦沒收所有外資公司的物業，鼓勵日本公司取而代之，例如「告羅士打酒店」改為「松原酒店」、英資百貨公司連卡佛改為松坂屋等等，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廟宇。又將香港標準時間撥快一小時，跟日本時間一致，進一步將香港同化。此外，占領地政府向香港市民發出「住民證」，是香港首種出現的身份證明文件。 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響力，匯豐、渣打與有利等外資銀行遭到清盤，英國、美國及荷蘭等同盟國的銀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兩間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在香港淪陷的翌日，日本已宣佈以軍票取締香港貨幣，一九四三年五月，總督部發出公告禁止使用港幣，六月一日開始執行，從此以後持有港幣者以違反軍令嚴懲，常常有人被憲兵發現藏有港幣而被處刑。在《香港淪陷史》中有以下的敘述：「在日本總督通令禁止使用港幣後，日軍便大肆搜查，一經發現居民依然藏有港幣而未兌換者，則施加酷刑、毒打、灌水(把污水或辣水灌入腹中，然後踏受灌者腹部，使水從口鼻噴出)、老虎撓、脫指甲、夾手指、放飛機等無奇不有，被施刑者往往因抵受不了痛苦而死亡。」1942年1月，軍票和港元的兌換率為2兌1，到1942年7月24日兌換率已變為4兌1，比之前兌換率驟降，使香港人在兌換後變得更貧窮。日本軍票於1943年6月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貨幣。 日本統治下的港人很貧窮、生活極為艱苦，米糧副食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等甚為短缺，在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日限買六両四的白米。由於缺乏其他的食物，每日六両四白米是不够飽的，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日治政府又在新界區的粉嶺和錦田石崗機場建設耕地，他們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因為米糧日趨缺少，政府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為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負擔不起瘋狂上漲的食物價格而餓死，連街上日軍醉酒後的嘔吐物也有人搶食。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竟連棄屍的大腿肉也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是用人肉做的，因為市面上根本肉類不足。更有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說：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當年惨事馨竹難書。 由於食物短缺，為了舒減人口壓力，日治政府執行歸鄉政策，軟硬兼施強迫大量香港人回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大陸。1942年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那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自負責，很多人負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返鄉。當時香港既已淪陷，市面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寧選擇離港返鄉。同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成員於途中失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餓病至死者也不少，至於途中被洗劫者更不計其數，到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香港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驟降到1945年只餘60萬人。燃料短缺加上美國的轟炸，使公共運輸陷入停頓，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當中不少成為軍用物資，其餘則撥歸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運輸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開始有限度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但燃料嚴重不足，公共運輸工具經常停駛，在港島出現了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運貨木頭車加裝茶座卡位而成的載人手推車、可容納2至6人，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以馬車作為公共運輸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由於燃油屬軍需品，供應十分緊張，1943年時電力作有限度供應，只准晚上8至11點亮燈，供水因需要發電，即使當年水塘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又基於沒有柴炭進口，港人只好以傢具當柴燒。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需生火取暖，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英皇書院及皇仁書院校舍等，裡面的木質物品全被偷走，獅子山上的樹木也被砍伐清光。 港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港人熟悉門前那兩隻大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左方張口的銅獅名叫史蒂芬，右面的名為先迪，「牠們」亦是戰爭的目擊者和受害者，身上的彈痕甚多，史蒂芬和先迪更曾被運往日本，戰後才取回一直留守至今。在日治下香港人的尊嚴、人權盡失，日軍濫殺無辜，可日本统治香港，直到1945年8月6及9日，美國先後在日本的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於8月15日宣佈投降，英國海軍少將夏愨( Sir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率艦隊重佔香港，並宣佈成立臨時軍政府，夏愨少將並於9月16日在總督府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結朿香港人被日本统治三年零八個月的慘痛日子。重光已經六十二年，期間香港的發展迅速，高樓大廈林立，日治時期的遺跡漸少，只有幾個地方仍保留著一點點當時的痕跡。 例如：中環滙豐總行大廈前的銅獅子、拔萃男書院禮堂門前有從校園內挖出的日本軍刀、新界地區某些荒廢地道裏有日軍刻劃的簽名、香港歷史博物館內存有的一批日治時期文物，其中包括當年掛在港日政府總部（原中環滙豐銀行）正門的「香港占領地總督部」門牌等等，港人在日治期間所經歷的苦難並未因歲月而完全忘記。
